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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师们的读书观【365bet在线官网】,钱穆课堂讲文学

鲁迅、胡适与钱穆,被称为民国时期知识界的柱梁,他们学贯中西,博闻强记,以高山仰止的成就,成了那个时代学界公认的大师。三位大师只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,除了与他们的天资与后天的勤奋有关外,也与他们嗜书如命般地博览群书不无关系。
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,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无人企及的。他的读书观,更是别具一格,大胆而又发人深省。鲁迅认为“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,文笔或者漂亮,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,甚至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,使他适于中国人的老脾气,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。于是眼界便渐渐狭小,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。”因此提出要全部读外国书学习西方。实际上鲁迅的全部读外国书也只是针对一些年轻人,他们初入社会,希望他们少沾染怀习气,少走一些弯路,多吸收最先进的文化知识。关于怎样读书,鲁迅认为要多读书,但不能读死书,否则真成了“在自己脑里给作者跑马”,并且“踏得一塌糊涂”了。
胡适对读书也有精辟的见解,他认为,读书是快乐的,因为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、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、“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他认为读书有三重功效:第一,书本是学问智识经验之记录,人类之遗产,读书就是汲取这些智慧,来做基础,再去发挥而光大之。第二,读书能集思广义,让我们博学而多才。他举例说:“有许多书,我们读起来是不懂得。一定要读了许多别种书,才能读得懂这本书。”如此一来,书越读越多,思想和见解必然会越来越深刻,人们的才学也就日益广博了。第三,读书可以解决现实困难。他风趣地指出,我们怎样生活?怎样对付社会环境?能些都是人生极困难的问题。如果不读书,就不会有主意。多读书,主意自然会多,解决困难也就比较容易。
钱穆的读书观则让人耳目一新。他认为,第一,读书要“活”。钱穆多次说过,书的背后必该有人,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,决非善读书者。他还说,只有了解到每一书的作者,才懂得这一书中所涵蕴的一种活的精神。第二,读书要“多采其长,不当专指其短”。他说,“一书总有缺点,我们读一书,要了解此书精神所在。任何书不会都使人全满意。我们做学问读书,要能采其长,不是要索其瑕疵,来批评它的缺点。”第三,读书要“会通”。钱穆认为,要读全书,不可割裂破碎,只注意某一方面。第四,读书要读“原书”。钱穆多次对他的学生讲到:“要真读本书,不要追随时代,人云亦云。”
纵观这些大师们的读书观,虽然着眼点各有不同,但无疑对于我们做学问也好,做人也罢,都极具启发意义,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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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钱钟书和杨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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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钱钟书和杨绛 图/资料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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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钱穆
图/华西都市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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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钱钟书手稿集
图/华西都市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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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钱钟书手稿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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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钱钟书手稿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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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钱钟书手稿集 图/华西都市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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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钱穆着作
图/华西都市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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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钱穆着作 图/华西都市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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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1972年钱穆为学生叶龙所写的亲笔推荐信 图/华西都市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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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 中国文学史笔记 图/华西都市报
钱钟书博览群书,众所周知。但钱钟书到底读过多少本书?他是怎么读书的?很多人未必知道。他的读书笔记竟多达72卷册。在《钱钟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出版座谈会上,一众学者都坦率表达他们感到的震撼,“有了一种绝望感。”
史学大家钱穆,他的经典代表作《国史大纲》,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灵魂注入经典文化的血液。但人们新近才知道,身为一代通儒的钱穆,对中国文学史也有一套见解。钱穆的学生将60年前钱穆在课堂上口述的“中国文学史”完整讲稿,整理出版成《中国文学史》。以史家视野,将文史融会贯通,“谱写”极具个性化的中国文学史,令学界及文学爱好者,备感惊喜。
学贯中西,通古博今的大师级学者,在当下越来越罕见。分科专业精耕细作,让博学、博养、博识、博文,正成为陌生的学养品质。大师的背景正走远,但大师留下的痕迹,值得追踪。通过打捞他们传奇的文化遗产,我们可以走近大师,再见大师。在当下浅阅读、快餐化,经典死活都读不下去,同时又倡导“全民阅读”的氛围中,翻阅钱钟书先生的巨量读书笔记,聆听钱穆先生60年前的课堂讲课录,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翻阅钱钟书
211个私人读书笔记本=72卷煌煌巨着历经15年的《钱钟书手稿集》完璧

2016年3月24日,由百岁杨绛先生亲自参与整理的6辑48册《钱钟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,由商务印书馆完整出版。
全书约计35000页,共211个笔记本,是钱钟书攻读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、拉丁语、希腊语等7种语言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,囊括4000余种外文图书期刊,涉及哲学、语言学、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、文艺理论、心理学、人类学等领域。
早在2000年,钱钟书的全部读书笔记被出版社计划汇编为《钱钟书手稿集》,分《容安馆札记》《中文笔记》《外文笔记》三部分。《容安馆札记》《中文笔记》已分别于2003年和2011年出版。
最后出版的外文笔记,被学界认为是钱钟书读书笔记中分量最重、最丰富、最可观的部分。《外文笔记》出齐,标志着这套历经15年、涵盖72卷册的《钱钟书手稿集》最终完璧。
攻读7种外文做3.5万页笔记《管锥篇》只是钱钟书学问 冰山一角
在研究性代表作《管锥编》中,钱钟书引用了2000多种古籍的数万条书证,成为学界佳话。其实,《管锥编》《七缀集》《谈艺录》等着述,只显露了钱钟书学问的冰山一角。
在《钱钟书手稿集》中,我们看到,钱钟书在1.5万页的中文笔记中,摘记了3000多种书籍;3.5万页的外文笔记中,摘记了4000多种书籍,所涉及的题材包括哲学、语言学、文学、心理学等各个领域,涉及外国作家260多位。其中包括多卷本文集,对钱钟书来说,只算“一种”。他读过、用过的很多书,还没在笔记中。
在《钱钟书手稿集》的前言中,杨绛回忆说,钱钟书做笔记的习惯,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读书时养成的。因为图书不能外借,只能携带笔记本和铅笔,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,只能边读边记。
此后60多年间,仅外文笔记,钱钟书就做了211册之多,建起了自己的“图书馆”。2012年,杨绛请来通晓多种语言的德国汉语学家莫芝宜佳博士和她的丈夫,共同承担起这项艰巨的任务。
他们称赞,钱钟书的外文笔记,“虽然写于动荡不安的年代,却仍然得以完整保留下来。笔记尽管数量巨大,但其保存惊人的条理清晰。”
读一本小说也要做39页笔记用意大利文摘抄莫扎特歌剧
钱钟书的知识之博、触觉之敏捷,令后学感到震惊。从这些读书笔记可以看到,钱钟书无法抑制的求知欲和对生活的兴趣,文学、哲学、心理学、语言学、历史学和政治学,书信和自传、优美的诗歌、通俗的故事、轻松的笑话等,无所不包。
但丁的《神曲》,在不同卷册里都有摘录,塞万提斯的《堂吉诃德》,也同样出现过多次。关于《卡夫卡日记》《普鲁斯特全集》《福楼拜全集》,甚至《大英博物馆文献》《法语俚语表》等不太常见的书,钱钟书都做了读书笔记。
不仅读学术、读文学,钱钟书还对音乐兴趣盎然。在外文笔记里,关于莫扎特的歌剧《唐璜》,钱钟书竟用意大利文摘抄了十几页。
人们读小说一般不做笔记,读完就读完了。但读英国小说家的《十字路口的小说家》,钱先生竟做了39页笔记。而且,钱钟书阅读小说的视野之广,震慑后学。
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说:“我是一个法国文学研究者,钱先生并不以法国文学研究着称。但就法国文学知识而言,可以说,凡是我所知道的,他都知道,而他所知道的,有我所不知的。在外文笔记第一辑里,居然出现了《大西岛》,这是1919年出版的法国通俗小说。我在1982年翻译出版前,几乎没有人知道,可是1936年,钱先生竟然就读过该书并且做了笔记。更令人惊叹的是,钱先生在笔记中所使用的外国文字达7种之多,且几乎包括社会科学所有领域。”
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、教授、学者陈众议说:“钱先生真是个天才,中文笔记、外文笔记加起来,真的是个世界奇迹。一如既往这么认真地做笔记,实属罕见。他的笔记里,充满了读书的审美的愉悦,包括他写字写得那么工整。那么精细地抄录,真的是不容易。我觉得这是一种智者的‘游戏’。”
大师,你的书是怎么读的?“我就是一本一本地看”
在学者黄宝生看来,把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出版,等于是给中国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。“年轻学者可以看看真正的学问大师是什么样子的,看看学问大师是怎么造就的,对自己会有一个启示,要那样读书。现在电脑方便了,好多写文章都是检索。电脑检索跟真正读书不一样的,电脑代替不了你读书,你要读书,才有真切的体会,连语境都不清楚,理解也不准确。”
读这么多,这么细,钱钟书是怎么做到的?翻译家罗新璋透露:“我有一次问钱先生,怎么能看这么多书。钱先生说,我就是一本一本地看。”
杨绛在《钱钟书手稿集》总序中写道:“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,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。”读书、做笔记,如同吃饭穿衣一样,是他们惯常的生活方式,也是他们精神愉悦的源泉。
以前提到钱钟书,众人都钦佩他学识广博。且不谈其做学问之深,仅是长达60多年自得其乐、不求人知的阅读,已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境界。世人皆知钱钟书的学问强大,但殊不知,强大的背后,有着如此深厚的自我修炼的根基。
聆听钱穆 一代通儒的课堂讲义60年前听讲笔录=钱穆《中国文学史》
钱穆的名气,在读者看来,固然比不上钱钟书。但在学界,钱穆是誉满中外、如雷贯耳。
钱穆幼读私塾,后自学成才,熟读中国传统经典,曾先后在燕大、北大、清华、西南联大任教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应当时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必修科以振起国魂的规定,钱穆在大学讲授该课。所编写的讲义,成为日后部定大学用书的《国史大纲》。是书不但足以唤醒国魂,亦加深国人对国史的认识,深受知识分子欢迎,也奠定钱穆史学权威的地位。除史学外,钱穆博学多才,在经学、文化、思想、考据、理学等多个学术领域内都有建树,被公认为“学问渊博”,“一位通儒”。
钱穆跟钱钟书是老乡,都是江苏无锡人。两人之间,还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。在钱穆的文章《师友杂忆》中,他写了他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的来往。钱基博曾介绍钱穆到师范去教书,与钱基博成为同事。钱穆与钱氏父子非出于同宗,只是按年龄称呼。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,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。
1933年初秋,钱穆参加了钱钟书与杨绛的订婚礼。订婚礼结束后,“我未来的公公在散席后,把我介绍给宾四先生,约定同车北去,请他一路照顾。”于是,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的杨绛,与在燕京大学任职的钱穆,同道赴北京。
一路上,两位的见闻、交谈,被杨绛在几十年后写成追忆文章《车过古战场——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》。
钱穆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: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
1949年,钱穆迁居香港,创办新亚书院,专门教授中国传统文化。在新亚书院,钱先生开过两次《中国文学史》课程,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,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。他从尧舜禹,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,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。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,奔波辗转间,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。
钱穆一生着述80多部,1700万言。但其生前,除着名的长文《中国文学史概观》外,并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。幸运的是,钱穆的学生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。
叶龙是江浙人,钱穆的学生中,只有他能全懂钱穆的无锡国语,又恰好学过速记,所以笔记做得最好,“极为仔细,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。”钱穆曾查阅学生笔记,两次是助教查看,一次是钱穆查阅,均给了叶龙高分。就是说,叶龙的笔记详细而准确,是得到过钱穆充分肯定的。这些笔记,在叶龙的箱底静静躺了60年。
近60年后,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听钱穆讲述文学史的听课笔记,感到了把这些珍贵资料整理并传下去的紧迫性。80多岁的叶龙开始逐字逐句誊录、校订、注释,最终出版成书“钱穆《中国文学史》”。
整部《中国文学史》分为32篇,第一篇是“中国文学的起源”,最末一篇是“清代章回小说”,上至尧舜禹,下至清朝末年,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。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,钱穆提出了许多新创见,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,也给出了考证和解释。
钱穆讲文学,不仅仅就文学说文学。“知人论世”,是钱穆这部《中国文学史》的理论基点,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特之处。
叶龙说,出于历史的视野,钱穆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,更看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,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。在《中国文学史》绪论中,他开宗明义:“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。”他认为,《史记》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“文学和道德”、“文学和历史”关系的难题,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。
独特创见:推崇建安文学否认曹丕不如曹植
作为一代通儒,钱穆用一生精力,把经、史、子、集都读通。因而,他讲文学史,能做到高屋建瓴,纵横捭阖。在钱穆看来,《诗经》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,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,《古诗十九首》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。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、觉醒的转折点,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。
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:一位是屈原,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;一位是司马迁,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。讲述中国文学史,钱穆有不少独特创见。比如他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,就与前人通常所认为的普遍观点,有很大不同。
钱穆非常推崇曹操的《述志令》,将之比作罗斯福的《炉边夜话》。他说:“落花水面皆文章,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,要到曹操以后才有,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。”他对曹操极为喜爱,讲到他时妙语连连:“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,指挥三军,他的《出师表》亦如与朋友话家常,学的是曹操。曹操倜傥风流,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,当其都督荆州时,轻裘缓带,身不披甲,学的亦是曹操。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,当作战时,背后却在听戏,学的也还是曹操。”此外,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,钱穆却持相反意见。他认为,曹丕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。他的《典论·论文》提出“文以气为主”这一主张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而兄弟二人,“曹丕有学者头脑,亦尊重学术。从文学立场来看,曹植不如曹丕所言甚远。”
叶龙分析道:“钱师认为,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。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,是文学觉醒之时代,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,与政治脱离了关系。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,有重大贡献。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,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。”口语鲜活,成就个性文学史
孔子之伟大“正如一间百货公司”
《中国文学史》讲稿,不是钱穆亲笔所着,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。但钱穆口才极好,而且因为即兴,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,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,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,见性情而有趣味。
比如,钱穆评价先秦诸子,说孔子如钟,“大扣大鸣,小扣小鸣,不扣不鸣”。孔子之伟大,正如一间百货公司,货真而价实。庄子则是玩世不恭,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,但他所讲的寓言,其实相当有道理。老子又有所不同,他认为不配与人讲,你们愈不懂,他的地位就愈高,所以说:“知我者稀,斯我贵矣。”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,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,是宗教家。
钱穆点评历代文人,说陶渊明性格如虎,其诗更为可爱。王维是居士,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,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、武侠的江湖术士,属于下层社会。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,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。
他说,《春秋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,其实最能体现“句斟字酌”,既有文学意味,亦有法律性;白居易最好的两首诗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,相当于小说;中国文学“无史诗,无神话,无悲剧”,《红楼梦》不算真正的悲剧,只是解脱而已;中国文学要能唱,《楚辞》、唐诗都要唱,故文学家多数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;《史记》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,但其中无一假话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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